美国胡佛水坝1936年竣工，当时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有消息称，高盛、瑞士信贷、摩根史坦利、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花旗六家投行将加入这宗超级IPO的承销团队。进入专题： 阿里巴巴 。
近两年以来最受关注的一宗超级首次公开募股（IPO）计划终于有了新进展。IPO的规模，外界预计将在150亿至200亿美元之间，有望超过2012年面簿（Facebook）的160亿美元，甚至超过2008年信用卡公司威士（Visa）的18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成为美国资本市场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宗IPO。这是这些投资者的利好和幸运。在这个时候启动赴美上市IPO，时机选择是正确的，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体制机制挡住了阿里巴巴在中国内地上市的脚步，剥夺了中国投资者投资资本市场最佳公司的机会。
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阿里巴巴赴美上市成功。外部竞争也逼迫阿里巴巴必须尽快迈上上市之路。未来的5年到10年，这一过程将会结束，世界可能面临不确定性。
日本近期实行的安倍经济学的实质就是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2013年4月提出用两年左右时间将基础货币投放规模扩大一倍并达成2%的通胀目标，意在使日元加速贬值，创造通胀预期，拉动国内消费和投资。2012年的前两个月里，中国全部领域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47%。美欧等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后，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似乎这已经成为脱困的唯一良药，虽然暂时阻止了经济继续滑向深渊，但却不是长久之计，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逐步显现。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将为世界贡献出惊人的购买力，将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出口需求，进而满足国内就业压力的需要，这一点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迫切需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出发点所在。
欧洲央行于2012年推出3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通过向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方式向市场间接注入流动性，近期，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宣布将继续保持长期低息政策。西方复苏的这段时间是中国确立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地位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有效利用这段时间实现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为延长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推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因此，中国在未来的战略机遇期内，应当坚定支持并依托G20平台，以建设性态度和渐进性的方式，深度参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能够更加积极地干预市场的运行以规划、引导、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国有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福利负担相对较轻，吸引外资力度很大，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非常高涨。中国需要在应对西方诉求的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对出口过度依赖的局面，甚至继续增持美国国债，让渡部分经济利益，协助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从长远来看，这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2007年以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旨在创立新企业或股份至少达到10%的投资）年增长率超过300%，来自一些第三方机构的数据更是高达1300%。预计到2020年，中国在全球的直接投资总额将从目前的4000亿美元增至10000亿美元以上，其中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比例也将上升。纵观全球货币发展史，本币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是任何一个时代主导性大国的必由之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深度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同时随着经济的对外扩张，中国经济利益已经出现了向全球扩散的趋势。
第二，缺乏全球性跨境监管机构，各国金融监管缺乏统一协调，与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自由流动不相适应。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要监测各国宏观经济，巴塞尔委员会专注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而国际清算银行（BIS）主要是促进国际货币与金融服务，为各央行服务。
第二，美国金融监管的不力和严重缺失所导致的过度投机与流动性过剩，在调高增长预期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资产泡沫，加深了全球的外部失衡程度。在此前提下，中国可以有效利用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G20协调机制，加强对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探索有效监管模式，逐步减少对外部评级机构的依赖，并且支持法国提出的建立单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的设想，早日打破美英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垄断。
第二，深化并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同步推进互利共赢和适度让利战略。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金融治理安排的缺陷：金融运作中缺乏数据，信息不对称。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加速，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体系建构和领导权力分配已经开始，中国需要在应对西方诉求的同时，明确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并积极采取行动，为未来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积蓄力量。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应将参与并建立全球金融协调，成为新的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作为战略目标。第一，建立单一的全球金融监管规制。中期来看，鉴于日韩均已宣布加入TPP谈判，中国应努力率先实现中日韩FTA的协议签署，其中与韩国之间签署FTA应当是当务之急，将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作用。
由于经济规模的影响，入世后的中国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虽然中国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新兴力量，在资金的储备上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在资本运作和金融管理方面尚显稚嫩。
总体上看，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逆差阵营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与发展经济体的顺差阵营。为完成上述目标，中国需要同步推进互利共赢和适度让利战略。
短期来看，鉴于TPP本身的高标准要求意味着达成协议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间将会充满变数，中国现在大可以对其置之不理，而是抓紧时间完成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为应对未来新变化做好准备。然而，金融危机之后，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之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升级，可谓对外开放的2.0版。
鉴于量化宽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处于危机中的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资金注入。从分布上看，2012年中国的投资项目33%在欧洲，20%在北美，17%在南美，9%在非洲，在西方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占到50%以上。这些特点保证了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即使发展趋势迅速，但一国本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国家意志推动和市场选择的双重结果。
最后，在参与中逐步强化制定全球经济规则的意志和能力，在全球舞台上表达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为彻底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积累条件。为了转变这种局面，扩大自身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美国一直指责中国人民币大幅贸易顺差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这实质上是不合理的。
第三，美国在国际监管及评级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将全球金融治理作为维护美国和美元利益的重要工具。2012年，使用人民币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增加了两倍，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也增长50%。
少数金融垄断操纵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运作。通过扩大内需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国际资金的流向符合以下偏好：一是经济复苏较快的经济体，良好的基本面和较快增长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例如新兴市场。在制定战略目标时，我们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不进行人为地贬值。对外开放是中国在过去35年充分利用全球化红利，实现国家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不二法宝。巨大而迅猛的外汇投机风潮和巨额跨国投资的快速撤离，特别是短期信贷危机。
简言之，中国对发达国家要坚持互利共赢的策略，对发展中国家要采取适度让利的策略。中国如今的国际身份比较复杂，一方面是总量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面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落后的新兴经济体，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取得多数国家的信任，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从此意义上来说，中国符合所有三条资金流向的偏好。有鉴于此，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贸易和融资中呈现出明显的去美元化倾向，减少美元在外贸和金融体系中的比例，加强本币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向中国提出G2的倡议，抛开其可能存在的灭我之心不死的狼子野心，从一个侧面也看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对于中国的需要史无前例，这就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遇所在。其次，要联合新兴经济体，通过改良和塑造一系列全球治理机制（国际制度），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和决定进行质疑、关切、评估和批评，进而与其谈判，迫使其改变不合理的政策